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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tit Toi

這裏巴士頂層前排的車窗,形狀跟香港的幾乎一模一樣。看穿它,投射到我眼底的,已經不再是彌敦道,也不是干諾道⋯⋯聽Nicole唱的歌詞,聽阿P如何緊貼前面的巴士,「錫下停下的纏綿」——而我現在只能於無數記不住名字的馬路上,轉輾反側地堅持,坐接近一個小時,還未回到住的地方。


隔天起牀時眨眨眼睛,一個月就離我而去。隨著聖誕掛飾放滿超市的每個角落,一年像從未開始就即將結束。日照的時間愈縮愈短,半篇文章都未寫完,天就要黑。生活在倫敦——我才真正發現,尼采選擇明媚的巴黎有多緊要,起碼對寫作而言,天氣的威力勢不可擋。不過既然我的文字都離不開沉鬱,那終日不見陽光的日子也許跟我天作之合。但情緒低落的程度被強化,好似始終唔係咁好,我都唔知道。


最近除了日復日的空虛、寂寞,和凍,和真的凍得天昏地暗,就唯獨星期一晚算是比較充實。在創意寫作的課堂裏,我很快就重拾那種「this is exactly what I want to do」的感動,令我至少能暫時寬容面對無止境的改變。尤其這短期課程是男朋友送的禮物,由他繼續成就在〈裝置藝術〉裏,我描寫過的不滅瞬間。


第一份練習,老師要我們寫段關於my boss的介紹,起初我以為自己寫得還好(以平庸的英語能力來說),怎料第二堂她叫我們朗讀出來。當我聽到自己的聲線,傳遞著笨拙的文字,即臉紅耳赤。然後如老師所說「讀出來你們便知道哪裏出錯了」,我發現一半的內容皆可有可無,完全浪費了別人聽的時間。


第二堂的功課,以outsider為題,於是我寫了家裏從不能被提及,卻無處不在的幽靈。前幾晚我在班上朗讀出來的時候,聲音一直在顫抖,到底是太緊張,抑或那段回憶太不堪入目?最後平鋪直敘的一句「I look back upon this a million time,and it still remains the biggest regret in my life」,枯葉般輕盈地落下,同學們跟著張開雙眼,我對他們尷尬地微笑。


老師問,這是妳媽媽嗎?我點頭。她問為什麼寫她是個局外人,「as she was never included in anything」,那妳們現在關係好嗎,我頓時語塞,應不應該誠實地告訴她呢。我還未開口,她就趕著說「I’m so sorry」,我說「it’s okay」。「我們永遠無法回到過去改變些什麼,但請把創傷寫出來吧。」聽後我牽強地笑,而她再次強調,這將會是我最大的力量。Hmmm,換句話說,天才等於要呑下無窮無盡的屎,過程中還得慢條斯理,咬文嚼字,過兩天都未死得嘅話就重新嘔返出嚟。妳看,這篇如畫如詩,卻虐心到極致。


回家時,C說待我準備好,便可以把這篇功課改成短篇故事。我滿懷疑惑,究竟人生會有哪個時刻能堪稱「ready好」,大概總有些事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吧。


星期四我跟朋友T去看戲,他是我面試期間同組的競爭對手,那時見他一本正經穿著西裝,乖乖仔的模樣。然後看戲那晚,他改頭換面地出現,短短金髮和發亮的鼻環,我說你怎麼像變成了另一個人似的,聽後他笑得開懷。我們看的是導演Celine Sciamma的新作,叫《Petite Maman》,一齣餘韻直捲我整趟人生的電影。看後久久不能釋懷,原因不是電影的某段情節舉世無遺,也不是某個畫面驚心動魄,只是有幸回歸小朋友的視覺,世界突然變得柔弱但美麗。


故事講述八歲的小女孩Nelly,與爸爸媽媽來到婆婆的故居清理遺物。婆婆剛過身,媽媽Marion收拾時太傷心,某個早晨靜靜地離開了。後來Nelly獨個到樹林玩,遇見另一個同齡的小女孩在建樹屋,她的名字剛好又叫Marion。


作為我人生中第一齣看的母女溫情電影,它能使我破例,當之無愧。散場的時候,T說他很辛苦才能忍住淚水,我沒有回應,只是看看他,又看看螢幕。緩慢而幽靜的兩小時,讓我的大腦變得遲鈍,我甚至無法理解Nelly與Marion之間奧妙的互動。例如夜深Nelly是在媽媽耳邊,輕聲說了一句「其實我也很傷心」,我的心也就跟著絞痛起來。


隨著故事發展,雖然我的腦細胞每分每秒都在尖叫「what’s this」,我睇緊啲咩;但同時,怎麼即使我從未認知家庭的意義,卻依然深感共鳴?I don’t know if that even makes sense, maybe not。但電影結束前的那段對話——「我要走了」,「Au revoir」,「Au revoir」,我想像妳也曾經這樣跟我說。當然妳沒有。所以我用了二十年,思考著為什麼妳沒有。


離開電影院後,飢寒交迫,T帶我去附近的酒吧,請我喝酒。經過上次音樂會門外,滿地嘔吐物的教訓,今次我預先叫了些炸芝士,打打底,我要做個能照顧好自己的大人,然後讓男朋友稱讚我。


酒吧裏,除了我這亞洲的面孔,其餘都是剛下班的鬼佬。T反諷,妳現在終於體驗到倫敦有多diverse了吧,哈哈。然後很快他就準備買第五杯啤酒,還邊喝邊問我關於香港的事情。要用英語來重提2019年,我連語調都拿捏不好,更別說要抑揚頓挫的翻譯了,只能像交代遠古歷史,像我並未置身其中,像一切已成定局般講些小故事,而每次講到某些讓他臉容扭曲的句子,我都以幽默的玩笑收場。他總是笑了笑,就給我一副悲傷的表情,就是他所說的那種很辛苦才能忍住淚水的表情。我不敢肯定,到底是我太感性,抑或他本來就過得很不快樂。


那時我還在喝第一杯的啤酒,還未有醉意。我清醒得留意起他的口音,說到重點字眼,他會稍作停頓,例如他告訴我「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, what if——happiness—isn’t——real—」這是對社會嚴重的指控,但我表示讚同。他繼續滔滔不絕地發表,我甚至知道了他背囊裏頭裝著的抗抑鬱藥。我已經記不起,我們的對話何以急劇發展至此。「See you around」,「good night stranger」。我想,多沉重的一晚,可能他再也不會見我。


週末我打給男朋友,講起那齣戲,他一聲不響地聽著我哭,然後我發現他也在抽鼻子。其實你也很傷心吧。不如這篇blog的結尾由你來幫我寫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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